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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讲经
发布日期:2012-09-04 10:01 浏览次数: 字体:[ ]

父亲讲经……带着一种深邃的思想,一种对生活的感悟,一种劝人从善、祈祷安泰的真意。犹如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一样,出神入化。感情随着情节的起伏而变化,喜则开怀大笑,怒则横眉竖目,悲则禁不住泪水涟涟……每至关键,总是把人们熟悉的人文掌故、风物轶事恰到好处地插入其中,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现实的教育,引起深刻的思考……

一位靖江文友在题为《父亲讲经》的网文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而这正是靖江民间讲经艺人(俗称佛头)的真实写照。
    讲经———靖江民间古老的特色传统文化活动,往往由一名佛头、多名客师主讲,通过说唱形式宣讲宝卷(讲经经文),寓教于乐,劝人行善。它与众多的地方曲艺一样,方言俚语,表演本色,道具简单。在靖江农村,中年以上的人可以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不打牌,但只要听说有讲经,都很乐意去参加。他们借讲经活动,放松身心,自娱自乐,增加生活情趣,当然也接受教育,因为几乎所有的经文都宣传乐善好施、行善积德、扶困济贫等传统。讲经是一种小规模的群众聚会,故民间又把它称之为做会
    农家堂屋、院落里,八仙桌的一面,佛头独坐,其余三面,和佛的人围坐。听经的人或坐或站,挤满屋子。老佛头先抽两袋水烟,然后清清嗓子,惊堂木一拍,便言归正传地开讲了。佛头每讲一段,末了一句均以高腔长调哼唱,和佛的人则接着佛头的最后一个字拖着长调齐声相和。不仅和佛的人和,一屋子听经的人均可跟着和唱。寂静的乡村夜晚,和佛的声音越过村庄,响彻旷野,邻埭人睡在床上都能听到。
    1984年,中国民间文学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带着北大中文系学生到江苏调查实习,发现靖江农民演唱宝卷后,如获至宝。讲宝卷的活动在靖江还保存着,这在全国是极为少见的。经过研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种讲经经文与敦煌变文存在着渊源。段宝林教授说:敦煌变文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曲艺文学、说唱文学是从变文开始的,后来的小说、评弹、说书,都是从变文发展来的……靖江讲经是活着的宝卷,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生动活泼的宝卷,这是靖江人民的创造,人民艺术天才、智慧的结晶。
    千百年来,民间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以绵绵的生命力,跨越时空,延续至今,被誉为文化活化石靖江讲经就是民间文艺的活化石。段宝林教授这样评价。此后连续三年,他每年都专程来到靖江,会同吴根元、缪炳林等靖江文化人对靖江宝卷展开调查,并联手写出了调查报告,专门介绍靖江宝卷怎么演出、佛头怎么讲经、大家怎么和佛头一起演唱。从此,原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靖江讲经被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中外民俗文学专家纷至沓来,考察靖江讲经活动,而讲唱经卷———宝卷,则被视为民间文学的宝贵遗产。1988年,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车锡伦先生发表调查报告《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此后十余年他一直跟踪调查,并陆续发表多篇专题报告。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司徒诺娃,美国汉学家马克·本德尔,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铃木健之、东海大学教授浅井儿以及东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大部理惠等先后来靖江考察过讲经。

    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大都靠口传身授,靖江讲经也不例外。这些讲经艺人,他们可能不识字,一代一代,仅靠口耳相传,通过他们让老百姓乐于接受的讲唱,传统得以在民间流行。由于佛头自己也是农民,在讲经过程中,很自然地掺进了自身的思想感情和认识,容易引起广大农民的共鸣。佛头宣讲宝卷多是耳闻心记,一句句由师傅口授亲传,并不断加工,内容越来越丰富,艺术上也日臻完美。这正是民间文学专家对其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原因所在。
    从事宝卷挖掘、整理工作数十年的吴根元介绍,在讲经发展的全盛时期(约在民国初年),靖江有佛头一百多人,目前约有佛头六七十人,其中年纪大的已八九十岁,而年轻的才二十多岁。而女佛头的出现,则是近几年的事,目前靖江有近十名女佛头,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
    如今年逾古稀的王国良,16岁时就不讲经了,但当时他已有七八载的讲经经历,算得上是个老佛头了。他的爷爷是当地较有名气的佛头。王国良4岁时就被爷爷背着到处跑,耳濡目染,6岁时已能流利地背完百家姓,8岁就能独立写和讲了。提起佛头的苦衷,王国良仍记忆犹新。有一次雪夜,他从斋主家往回赶,沿途摔了十多个跟头,棉鞋是第二天早上在路旁找到的。当他走到村头桥边时,只见什么东西正从独木桥缓缓爬过,冷不丁地一阵风吹过,露出黑乎乎的头发:原来是同村的佛头冯春辉,也是做完会回家,桥上太滑,只能爬着过桥,不料一阵风将他的帽子吹到河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靖江农村中做会讲经一直十分活跃。值得庆幸的是,地方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将其视作糟粕,而是对这种与封建迷信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民间讲唱艺术进行了慎重的挖掘、整理、改革。
    1958年以后,靖江县委领导本着抢救民间文学遗产、改革宝卷的良好愿望,曾指定文化工作者吴根元、夏雨农、王国良等人,将《大圣宝卷》中张员外逼租一节整理成文,由佛头钱如山讲经,先是召集各公社书记、社长在县委礼堂试听,随后区里开三级干部会议时,县委安排与会者看戏、看电影,在礼堂边同时让佛头讲经,结果那些干部循声而至都来听讲经了。后来县里把这段讲经录音后,在县广播站广播,结果路上、桥上都站满了人,以至有的地方交通堵塞。

    真正挖掘、整理宝卷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专家、学者对靖江讲经的关注,引起了靖江县委的重视,也激发了靖江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热情。根据群众的需要,淡化宗教的部分,突出文艺的成分,将几部主要宝卷整理出版成书,是他们的努力目标。在靖江县委宣传部、文联、文教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吴根元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召集八位佛头在孤山镇大会堂唱了三天三夜,录了16盘磁带,然后花费半年时间归类、整理,夜以继日,听磁带、作笔录、删减、润色。天道酬勤。1988年,第一部靖江宝卷《三茅宝卷》正式出版,全国八十多所大学和省级图书馆将其收藏。同年,上海《民间文艺季刊》发表了《江苏靖江讲经调查报告》。敦煌研究院闻讯来信索要《宝卷》,并热情邀请靖江文艺工作者赴敦煌考察。1991年,吴根元、姚富培又搜集整理出版了《大圣宝卷》。王国梁1982年从文化馆退休后,专心搜集、整理、创作宝卷,他已整理出33部宝卷,合计120多万字,有的是民间流传的,有的是他自己创作的,都是端端正正用毛笔以正楷誊清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离不开历史和文化,一个区域、一个地方也同样需要文化积淀和历史的存照。靖江讲经———作为我国目前仅存的仍在活动的活化石,我们有义务将它保存下来并守护好。守护这块活化石,就是守护民族文化的血脉,为千年历史存照,也为民族未来积福。

關於靖江讲经
    靖江讲经主要流传于靖江讲吴方言的老岸地区。靖江讲经的渊源可上溯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扬佛经的梵呗和唱导。当时以歌咏形式传扬佛经教义,至唐代发展为俗讲(即唐代变文”)和僧讲,其中俗讲面向普通大众,九世纪上半叶已极兴盛,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至宋代,俗讲已成为瓦肆勾栏会伎之一,市井百姓争相围观倾听,堪称盛况。
    这种讲唱技艺传入靖江传说与岳飞有关。南宋初年,大量中原地区的百姓随王朝南迁,也将北宋汴梁瓦舍中的种种表演技艺带到南方,随岳飞队伍南迁到靖江的江淮流民中可能有民间艺人,带来讲唱技艺。
    靖江讲经的基本形式为说唱结合,一唱众和,唱腔有平调、单调、含十字、滚龙调、挂金锁、打莲花等,与唐宋变文曲牌相近。讲经道具有佛尺、木鱼、铃具。佛尺相当于说评书用的醒木,木鱼和铃具作乐器使用。
    讲经能够在靖江存活,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和人文的因素。靖江本为长江中涌出的一块沙洲,三国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它一直是江中孤岛。长期四面环江的孤岛地理形势,加之长江以北吴方言孤岛的语言文化背景,形成了靖江农村闭塞的民间文化环境,因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古老的特色。此外,过去靖江农民把天灾人祸、生病作难归结为天降神附,讲经活动迎合了他们敬供神佛寄托愿望的需求;再则,过去靖江农村没有戏曲、鼓词流行,讲经是唯一有唱有说的活动,满足了农民娱乐的需求。因此,哪个埭上讲经,前圩后埭的都要赶去,热闹得像赶集市,用讲经的语言形容,就是挤如也,抑如也,推不走,轧不开,人车停留,交通阻塞,场面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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